能当北大学生会主席的绝非等闲之辈。这几年的新闻人物，按年齿序，李国庆当过学生会副主席，肖建华是学生会主席，戴威是学生会主席，牟林翰曾任学生会副主席。

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，极强的权力欲。李国庆被踢出当当董事会，是因为他虽居少数而坚决搅局到底。肖建华比较神秘，无法评论。但我在校的时候，肖绝对是风云人物。小黄车ofo的败局，戴威的权力欲恐怕要负很大责任，因为他觉得实现自己的创业理想、控制公司是绝对不容挑战的，投资人和股东的利益都要往后放。至于牟林翰，不多说了，说多要删文，总之他把权力欲投射到女友身上，投射面虽然最窄，结果却最惊悚。

北大精英荟萃，而学生会又是精英中的精英。我无法对北大学生会一概而论，当然很多人抱着服务同学的初心，日后也有大成就，但无法否认，也有一些同学野心勃勃，试图通过学生会走上权力之路。这里我必须讲，人们追求权力无可厚非，权力本来就是最值得追求的东西之一，而且大学也未必是追求权力的初体验，权力意愿强烈的可能从“五道杠”就起步了。但是北大学生会的不同在于，这是在一群最优秀的人中间追求权力，塔尖中的塔尖，对于一些以追求权力为目标的同学来说，需要付出远超常人的能量与心力，而日后这种能量和心力所打造的特质，当他们涉入纷争，结局足够惊心动魄。李国庆可能不是最好的企业家，但他的离婚撕逼可能是生物进化史上的最强咬力。戴威可能不是最好的创业者，他在败局中的坚持让一切商业伦理黯然失色。至于牟林翰，具有强烈的返祖意味，我觉得要从人类进化树上回溯到大猩猩或者黑猩猩的年代——希望这不是侮辱人类的两种表亲。

以北大之名，北大也是在不断进化的。1949之前是历史教科书上的北大，我就读的80年代到1998百年校庆是一种北大，1998年之后是新的北大。我熟悉我的北大，但不敢乱讲之前或之后的北大，我感觉会有相当大的不同，但也有一以贯之的东西。

个人主义，是的，个人主义我以为就是那个一以贯之的东西。能考进北大的，都是学业竞争中的顶级猎食者，大都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个人意愿，知道自己是谁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东西，知道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力，最重要的是坚信自己可以得到。聚集了这样一群人的北大，影响力当然要远远超出它的围墙，投射到历史深处，投射到不确定的未来，更投射到当下——只要是北大发生的就是大事，而且往往具有强烈的扭曲效果，因为它一方面来自北大的自带光环，另一方面又承载着公众的期待（恶意也是一种期待），两下碰撞，实乃北大无法承受之重、公众乐于消遣之轻。

朴素的个人主义，在北大需要某种“加权”，从而达到精神层面的自觉。据我观察，至少在30年前的北大，这种加权来自哲学意义上的“权力意志”。权力意志是尼采的发明，它的意思大致是讲，人由于具有意志而存在，权力来自意志；你有强烈的意志，你就有了权力。总体上对于北大的同学来说，披荆斩棘的升学历练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意志，那么这种意志必然意味着权力。因此，当北大作为一个整体，它就有了干预中国历史的权力，而且在历史深处已经得到反复证明；当北大的同学们作为奋斗的个人，至少对其中那些野心勃勃的个人来说，就有了不惜代价不计后果追求权力的资格。这么讲可能略有不敬，但是当你可以无视董事会的议事规则、可以无视投资人的利益、甚至可以无视女友生死的时候，背后所支撑的信念，我以为必须用“权力意志”来解释。你由于强烈的意志，而天然拥有了更大的权力，因此你可以做任何事情，只要它符合自己的意志，它就是合理的、自恰的，于是至少在内心里你觉得自己无可指责。

司汤达有一部小说《红与黑》，于连就是这样一个典型。尼采35岁读到这个小说时自称“极度狂喜”。于连不计代价毫无顾忌地追逐个人野心，无疑是一个极端的“权力意志者”。于连让我隐约想起前边提到的那些名字。是的，就是那些在最优秀的人们中间追求权力的实现、并在未来由于无法解脱心魔而惊世骇俗的人。我希望在学生会里边他们只是少数，但是这样的人的确存在着。说到底，学生会只是未来进入社会的一次演练，但它并不因为演练的性质而能让人忽略可能存在的黑暗面。

北大的问题，是怎样让一群最优秀的人变得更好。所谓更好，并不仅仅意味着好上加好，而是在追求更好的道路上，怎样化解人性中可能走向不好的东西。我们往往把北大视为一个终点，而它更可能只是一个起点。